提起有狂徒於街上胡亂斬殺陌生人，不難聯想起日本的通魔事件（或稱為過路魔）。刻下發生在台灣的捷運裡頭，香港人難免會覺得事情拉近了距離，始終台灣是港人熱愛的旅遊點，地鐵亦是日常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一時設身處地起來，報道和評論滿天飛，令人眼花撩亂。
其實要歸結出引發此類案件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社會資訊氾濫，傳媒一連幾天舖天蓋地的報道事件，而且殺人情節和狀況描述得鉅細無遺，其實很容易會令心智不健全的人，特別是青少年產生模仿行為，從而成為模仿犯；其二，心理結構改變，社會的轉變令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很多人會為了得到關愛而犯罪，試圖吸引別人注意又或藉此向他人和社會宣洩不滿；其三，過份都市化，正如第二點提到，過份都市化亦令人增加疏離感，都市中充斥不熟悉的人，而且彼此漠不關心，隨著同理心消失，殺人有違道德的那份抵抗亦隨之泯滅。
有不少片面的報道諸如「宅男愛打殺人電玩，以致失常模仿犯案」一類，筆者認為委實偏頗。據統計，這類犯人一般都是單身男性、沒穩定職業、個性粗暴、與家庭關係疏離、朋友不多、有極強孤獨感、覺得自己為世界所遺忘等等，然而卻怎都看不出與「宅」有何關係。
至於模仿電玩中的殺人情節，不少人高呼冤枉，說愛玩《逆轉裁判》的不會變律師、愛玩《超執刀》的不會變醫生、愛玩《
當然，每個人都曾經試過憤怒，甚至暴怒，偶爾也會閃過某某最好去死或死了就好的念頭，但我們不會真的拿去刀子桶過去，正是因為道德感在我們心中建了一堵防止憤怒氾濫的堤壩，不讓它淹沒了我們的意志。鄭捷的背景資料，例如成長過程和家庭關係等，筆者所知不多，未能深入分析，但就報道上說他對事件並不感到愧疚以及不明白為甚麼要向死傷者家人道歉等行為，已可推測他的道德感極為低落，根本連殺人是有違道德之事亦沒有覺悟，而只將之視作達到目的之過程，委實令人心寒。
那麼，有預防這類案件的方法嗎？筆者認為比較難以防範於未然。從環境犯罪學來說，根據「Routine activity theory」（日常活動理論），引發罪案需要三個條件，分別是「A motivated offender」（意圖犯罪之人）、「An available victim」（可下手的受害者）及「No supervision」（無人看管）。舉一個最為港人熟悉的例子──雨夜屠夫林過雲，林過雲本身就是意圖犯罪之人，單身夜歸女子則是可下手的受害者，的士則是無人看管的場所，集齊這三個條件就促成了一個易於犯罪的罪案現場。
鄭捷當然是意圖犯罪之人，滿車沒想過會遭受襲擊，警備意識薄弱的乘客是可下手的受害者，至於是否無人看管則可以斟酌，而這才是問題之癥結，因為行兇者根本不管滿車的目擊者以及多個閉路電視，拚死的念頭超過了我們可以防預之範圍。雖然台灣方面接著已加派警力巡邏於捷運站及車廂內，不少乘客亦不再當低頭族而戒備起來，但若再出現一個似鄭捷般的張三或李四，根本就以被捕及被判死刑為最終目標的狂徒出現，就算有警方在場及人們警覺性提高也沒用，根本是「暗箭難防」。而且不要忘了人們對所謂恐懼的遺忘速度極高，對警戒的耐性卻極低，以香港人為例，在沙士襲港期間幾乎所有人聞之色變，時刻蒙上口罩，事過十年，到急症室走一圈，看誰還有以口罩蓋著面孔的。所以，筆者認為要預防此類事件發生只怕十分困難，若說要從社會的風氣及結構著手則範疇太廣，筆者不在此作論述。
現下，我們可以做的只有研究如何面對此等狀況，盡量減低人命傷亡。無論報章或是網上媒體都提供了不少所謂應變招式，特別是一些防身術，甚至是空手入白刃之法等，其實胡亂習之，極為危險。險在當人們以為已習之一二，有能應付之時，就減低了自己的危機意識，容易錯判形勢。其實遇有危險，應最先遠離危險的源頭，在此案中則為兇徒鄭捷。換個情況是火災，最先應逃離現場，而不是要消防員傳授幾招滅火之法，意圖把火撲滅。一個人發起狂來，與火焰一樣，可怕程度遠超一般人的想像。那末，若似此案般被關在一個密閉空間內作困獸鬥又該如何自處呢？首先得盡量保持冷靜，然後盡量避免落單，因為人多易於必要時作反擊，而成為被襲擊對像的機會亦會減低，加上兇徒始終會挑些較易下手的，所以聚則力強，能減低危險。在召喚救援後，等待期間切記要時刻保持警覺。
最後，筆者認為與其侃侃談起殺人過程、渲染行兇者的背景和前因後果、吹噓防範招式等，倒不如多關心身邊的人，以身作則，建立起應有之道德感及正確的價值觀為佳。
（圖片來源：今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