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鄧小平在筆者心目中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毛澤東去世後，在他帶領下，四人幫被消滅了，文化大革命平息了。那幕江青被審，狂說「我甚麼都不知道」的片段，真的令人難以忘懷。在鄧小平實行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囯不再閉關自守，貌似開明的政策，尤其1987年的反右浪潮，他更曾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確實令筆者有一段時間認為中囯終於擺脫了左派剷平主義思維的鎖鏈，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後，可以振翅高飛，邁向自由文明，建立廉潔奉公、如香港般理性法治的健康社會。然而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在鄧小平首肯下，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從北京外圍強行開入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鎮壓，驅逐屠殺在廣場上手無寸鐵，和平非暴力請願的學生們，這時筆者有如醍醐灌頂般醒悟過來：中囯共產黨終歸是中囯共產黨，沒有變好的可能。由毛澤東痛批陳獨秀到文化大革命到槍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中共根本沒有改變過，所有的甚麼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全是為了令中共領導者能持續統治中囯的手段。為了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權勢，中共可以連下一代都照殺不誤，這和封建帝王唯我獨專的思想沒甚麼分別，差別在前者以皇帝一人統治天下，一個是以一黨數十人駕馭萬民而已。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早上，嘗透徹夜未眠，帶著紅腫雙眼，流著憤怒的淚水，筆者與友人一起隨著人潮操至新華社，沿途高叫口號；1990年6月4日星期一晚上，筆者參與了第一次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也曾手握著蠟燭，口中唱著血染的風采；那兩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維園擠迫的土地上少不了筆者流過的汗水和淚水。

然而，當筆者聽到「平反六四」的口號出現，心裏疑問叢生，口中的聲音也靜止下來。為甚麼要「平反」？這是一單冤案嗎？冤在哪兒？學生們為反貪腐而要求政府改善，是政府被冤枉了嗎？還是李鵬定性學生們的行為是「暴亂」，繼而下令武力鎮壓是冤枉？如是前者，中共就該是清廉如鏡，沒貪污瀆職之人，學生的要求是荒謬的，該被懲治；要是後者，那就是要殺人兇手在沒有任何誘因下反思己過，推翻自己的決定？古時候，各朝代皇帝尚且會因天災無常，百姓受害而下罪己詔，甚或在龍心一憫下，命令下層官吏翻查有疑點的舊案，現今中共卻是集體負責，正所謂「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爭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為維護中共政權，為穩定中共既得利益者的權勢，為了「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中華儒家思想，再加上在天子腳下容不得百姓批評的國家面子尊嚴下，中共絕不會，亦絕不能「平反」由集體意志共同決定的「罪名」。況且中共連下達無數錯誤命令，殺害無數百姓，滿手血腥的毛澤東也未曾翻過舊帳，還要仿傚肉身成聖的得道高僧建廟立碑，放在天安門旁讓萬民敬仰。「六四」只是下酒小菜，殺過了就忘掉，不單中共自己要忘掉，最好全世界也不記得，這思維與董建華說八萬五不提就不存在是同出一轍的。要不認為「六四」曾經存在過的政權去平反「六四」，無疑是緣木求魚。

廿五年了，支聯會除了在「六四」發生後協助過民運領袖逃離大陸、舉辦例行公事的早散早著明天還要返工返學六四燭光集會，以及佔盡民主名號光環出賣選民卻叫選民含淚投票而獲得的議席外，支聯會做過甚麼能對得起希望香港有民主，希望香港有自由，希望香港不被中共殺人兇手吞噬的香港市民？從1989至1997，總共8年，他們有為反對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中而努力過嗎？答案是明顯的，一個字：沒有。九七後，支聯會以老大哥自居，「『支聯會』是最受市民歡迎的團體，所以由它主辦最適合。」包攬集會，拒絕其他方式的表達，年復年的單方面訴求，希冀得到中共恩惠，以回報他們呢喃不斷的無力要求。

今天，筆者厭倦了與口說民主，心卻欲得中共施捨恩賜的團體同行，2014年6月4日尖沙咀文化中心見！